源自民间、诞生于江湖，在老百姓的生活中鲜活生长，这就是曲艺。作为一种说唱艺术，它拥有悠长的历史。

浙江，是中国曲艺的重要发源地和繁盛地之一。从南宋瓦舍勾栏书会才人的出现，到新中国曲艺创作演出的繁荣，浙江曲艺延绵千年，曲种样式繁多，曲艺说唱不断，曲艺书目曲目及各类说唱艺人层出不穷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江南山水，赋予了浙江曲艺“灵秀之气”；江南文化，造就了浙江曲艺多姿多彩的风韵。一个又一个美丽的故事就在悠扬的乐曲、婉转的唱腔、细腻的表演中，被娓娓道来。

回溯历史，浙江曲艺自有史记载以来，至今一脉相承，从未间断。不论是从曲艺史的全面性、丰富性，还是从曲艺史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考量，浙江都应有一部完整梳理曲艺发展历史全貌的学术专著。于是，由浙江音乐学院特聘专家研究员、原浙江省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蒋中崎所编著的《浙江曲艺史》，作为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第二期的一项成果得以推出。它完整而系统地梳理了浙江曲艺的千年发展脉络。

历史长河浩浩汤汤，而这部专著让曲艺文化变得可感可知。开卷细览，从吴越之风中孕育出来的浙江曲艺，承载着时间的记忆，字里行间是兴衰过往，亦有未来憧憬。

十年漫漫著一书

“曲艺”一词最早的文献记载，可追溯到春秋时期。《礼记·文王世子》曰：凡语于郊者，必取贤敛财焉，或以德进，或以事举，或以言杨。曲艺皆誓之，以待又语。三而一有焉，乃进其等，以其序，谓之郊人。

“不过，在以诗文为正统的过去，曲艺只能作为‘雕虫小技’，难登中国文坛的大雅之堂。因此，历代有关曲艺创作、演出等的记载很少，至今也难以清晰勾画出中国曲艺发展的全貌。”蒋中崎说，在《浙江曲艺史》之前，尚未有一部完整的浙江曲艺史专著出版，可见调查搜集、整理史料的困难。

从2011年开始搜集资料到2021年年底正式出版，蒋中崎花了10年的时间，才最终完成这部专著。期间，他跑遍了浙江各个县市区，每个地方都至少要去五六趟，通过地毯式普查，积累了五六百万字的素材。

曲艺艺术最大的特点是用口语说唱故事，它和民俗文化、区域文化密不可分。蒋中崎说：“历史上，浙江曲艺说唱样式有近百种，同一曲种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表达方式。每到一个地方，首先要理清当地的文化背景，再去寻找、挖掘历史文献以及地方曲种的传承人等，去记录不同曲种的特点。”

而这，也成为他调研时最困难的一点。社会发展，许多曲种已逐渐消亡，找不到史料和文献记载，有些甚至连地方传承人都已消失，仅存在于部分当地老人模糊的记忆中。

“地方曲艺中承载着人们的乡音与乡情，是浙江的一种文化现象，记录它、留住它，是为了守住我们的精神家园，守护浙江的文化根脉。”蒋中崎明白事情已刻不容缓。

好在，他找到了许多老艺人。“交谈过程中，能感受到他们身上对曲艺那种纯粹的热爱。”蒋中崎表示，“许多人听说我在做这件事，都非常配合，不仅讲述了他们所擅长的曲种历史，还拿出自己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收藏的珍贵文献资料。”

为了确保历史的真实准确，蒋中崎严格根据录音来整理成文，再交由受访者审阅。在此基础上，他还会通过各种途径去寻找能佐证受访者这段口述史的文献资料，多方面认证其真实性后，还要经过多次校对。

蒋中崎写作严谨。他说，史书要保证准确性、全面性、学术性和权威性。田野调查和书摘论证，缺一不可。在《浙江曲艺史》的最后，蒋中崎还用整11页罗列了写书时的参考文献，共有247篇。

他希望，采用史志论相结合的方法，将作为艺术的曲艺与作为民俗文化的曲艺有机结合起来，并把浙江曲艺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分析和类比。这样既能勾勒出浙江曲艺的发展脉络，又能相对突出作为艺术的曲艺曲种的发展演进与艺术变革。

曲艺史里的浙江

“评话”“南词”“滩簧”“走书”“鼓词”“道情”“宣卷”“锣鼓书”“俗唱小曲”，《浙江曲艺史》把浙江近现代地方曲种分为9个类别，下设分支则有百余种。

调研过程中，蒋中崎发现，浙江曲艺是一个从传统曲艺到民间曲艺的发展演变过程。传统曲艺并没有地域之分。到明代，此前留存下的诸多曲艺样式开始分化重组，以南词、道情、鼓词等为代表，并冠以地域名称的大批地域特色鲜明的曲种开始形成。发展至今，它们逐渐形成了浙江东南西北各自独特的艺术创作与演唱风格。其中，浙北杭嘉湖地区演出以苏州评弹为主；浙东甬绍地区以走书、滩簧为主；浙南温丽地区以鼓词为主；浙中、浙西金衢地区以道情为主。

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。可见，曲艺的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连。

蒋中崎说，浙江曲艺最早在唐代便初露端倪，直至南宋繁盛一时。细究历史，会发现是因为自隋唐开始，江南的社会经济有了新的发展，以“坊”和“市”为标志的城市社区有了一些新变化。特别是中唐以后，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，带来了夜市的繁荣，直接刺激了城市娱乐消费业的增长。

这在诗词中也多有描述。比如，白居易的《正月十五日夜月》：“岁熟人心乐，朝游复夜游。……灯火家家市，笙歌处处楼。”杜荀鹤的《送友游吴越》：“夜市桥边火，春风寺外船。”

如此，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浙江曲艺会在南宋时期达到一个顶峰。

当时，以杭州为代表的城市市镇经济形成了新的规模，江浙地区民间与宫廷的职业伎艺人开始出现，遍布城乡的卖艺活动，让江南娱乐消费行业发达，而以看戏听曲为代表的精神层面上的娱乐消遣与享受开始逐渐增多。这种娱乐文化促进了曲艺的形成发展。

“两宋时期，最具特色的演出场所，便是茶肆酒楼与瓦舍勾栏。”蒋中崎告诉我们，至南宋，临安除歌舞、杂剧、木偶戏、皮影戏、百戏伎艺外，曲艺样式丰富、种类繁多，涵盖“说”“唱”以及“说唱”相间等各类表演。应该说，现代意义上中国曲艺说唱的几乎全部类型，都能在南宋的浙江曲艺中找到渊源与出处。

蒋中崎认为，南宋浙江曲艺的发达，让中国曲艺开始成熟并出现了第一次繁盛局面。

整理史料时他还发现，浙江曲艺发展的分期，与中国曲艺的发展分期大体相似。除南宋外，在晚清至民国时期，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年间，曲艺又分别出现过两次一派繁荣的大好局面。“由此可见，浙江曲艺的发展在中国曲艺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和影响力，可以称得上是‘一部曲艺史，半部在浙江’。”

时代变迁下，曲艺逐渐失去生存的土壤。当前，浙江仅存的曲艺曲种仅剩约50种，演出区域和演出的受众面变得越来越少。“如何把曲艺的根保留下来，让各地曲种‘活下来’，老艺人留下的创作表演经验，总结出来的艺诀、艺谚，怎样去适应新时代曲艺发展，这都是当下曲艺人需要面对的。”蒋中崎说，写曲艺史，也是希望能留下更多资料和理论依据，为浙江曲艺发展提供更多创新求变的可能。

以新声焕新生

走访中，令蒋中崎为之感动的是，在浙江，各地曲艺人都在为地方曲种走出一条振兴之路而努力。

这段时间，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、浙江省曲艺家协会主席翁仁康正在全省各地进行“翁仁康莲花落欢乐送基层”巡演。接地气的方言、欢乐的语调，演出每到一地都能吸引不少当地居民前来观看，现场掌声此起彼伏。

翁仁康是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得主。他每年走基层演出百余场，很受观众喜爱。如今，爱听莲花落的观众，几乎没有不认识翁仁康的。只要他在舞台上一亮相，连四五岁的小孩子都会叫一声：“翁仁康，莲花落来咧！”

在他看来，曲艺要发展，就要倡导两条腿走路，既要挖掘保护，也要传承创新。“所谓挖掘保护，是指以原汁原味的曲艺演出服务好当地群众；而传承创新，则是要把老传统和新生活结合起来，把地方曲艺曲种传播到全国各地，扩大其影响力。”翁仁康说，浙江曲艺受方言影响很大，这是它的一大特色，但也成为它在当前难以传播更远的桎梏。就像莲花落，用绍兴话进行演绎，要是没有字幕，绍兴以外的观众就听不懂，如此，就会丧失去观看、了解的兴趣。

“曲艺表演，首先要让观众明白演的是什么，他们才会进一步去欣赏这一曲种的精髓。”为此，翁仁康进行了大胆尝试。在参与全国道德模范故事汇基层巡演时，他把绍兴莲花落改用普通话演绎，让大家能听懂，但唱腔、乐器、服装等仍不变，希望让更多人能先对莲花落这一曲种产生印象。影响力和市场有了，它才能走得更远。

在坚守中创新，正是多数浙江曲艺人的选择。

拱宸桥西，大运河畔，老开心茶馆里杭州小热昏、杭州小调、独角戏、滑稽戏等再次敲锣开唱。茶馆负责人周鹏用11年的探索，让这些深植杭州老底子文化和故事的民间曲艺，穿越时代的喧嚣，以新声焕新生。

依托运河的地理优势，他与茶馆一些艺人对地方曲艺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了探索革新，将曲艺文化与法治文化、运河文化结合，把法治、民生政策等内容，以老百姓愿意听、听得懂的“大白话”转译，编成唱本，让杭州的地方曲艺再次走街道、进社区，焕发生机。

老调新唱，皆大欢喜。如今，除了每周六晚的固定演出外，老开心茶馆每周还为来杭州的旅游团演出至少4到5场，每场30个人左右，“大部分都是主动找过来的，演出挺受欢迎。”周鹏说。

不仅如此，老开心茶馆还为对曲艺感兴趣的人提供了免费教学、展示的平台。“长久传承，需要一代代人的接续。”周鹏告诉记者，在茶馆演出的人中有部分其实是曲艺爱好者，最小的演员今年只有10岁半。

曲艺要发展，必须要创新，却也不能一味“逐新”。不论是绍兴莲花落还是杭州小热昏，抑或是更多地方曲艺，如何在新时代语境下思变、思进、思新，既发挥曲艺本身艺术特色，不丢传统精华，又能更贴合时代，将是浙江曲艺界需要长期思考和努力的方向。

新闻来源：http://mepaper.zjol.com.cn/szb/zjrb_hd_news.html?theDate=2022-09-02&link_text=content_3583406.htm?div=-1